鄭天儀：世上最遙遠的距離

一場疫情洗禮，像鬧鐘震懾了整個地球，扭轉了城市人固有的許多觀念。

在我身邊已有數不盡的例子：有會計師朋友從市民盲搶抗疫物資看到糧食自給的重要，決定去當「城市農夫」；有殿堂級購物狂港女意識到欲望無限，地球資源卻有限，決定跳出消費、丟棄、再消費的無間地獄，轉死性式戒「鳩嗚」再徹底斷捨離，清心寡欲到佢男友都驚；還有日理萬機的大老闆，平時像「坦妃」到隔離街都要司機待候，疫情下他完全改變生活習慣，天天走路，司機多害怕會被炒從此失業。

「我從來沒有留意過，香港那麼漂亮。」那天和他在銅鑼灣游艇會午飯，他望着窗外的維港景頻頻讚嘆。明明同一個天同一個海，何解他會像遲來發現新大陸？「就是從我腳跟落地，天天走三萬步、穿梳城市開始發現，但香港的城市空間應該改造。」他眼神堅定地說。

步走老闆看到香港城市規劃的迂腐與不完善，例如歐美許多國家都正在鬧市增加並拓闊單車路，鼓勵上班族以單車或電動滑板車代步減少碳排放，但香港並沒有（根據現行法例，「電動可移動工具」屬於「汽車」，如未獲發牌其實不能在路上使用。）住在西九四小龍豪宅的他，特別覺得他住的社區特別「可步行性」（WALKABILITY）很低。

「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，是你望到個海濱看似一步之遙，但你卻左兜右兜也總是走不到。」我明，我也試過。圓方的百老匯戲院是我最愛的戲院之一，但也是我最恨的戲院。最愛當然是它的大銀幕和音響都好，但看完戲後想行行海濱或走到佐敦吃消夜，那種兜轉會令你即時放棄。

美國規劃師JEFF SPECK於其2012年出版的著作《WALKABLE CITY》中，提出以有效（USEFUL）、安全（SAFE）、舒適（COMFORTABLE）及有趣（INTERESTING）四方面，來衡量一個地方的步行環境。若按此標準計分，香港很多地方的WALKABILITY都不合格。

去年因為寫《地方營造——重塑街道肌理的過去與未來》一書，我找了不少資料，發覺外國有不少PLACE MAKING的個案不只有趣，還幾浪漫。

善用天橋底是我不時提出的。台北的周末建國假日花市、玉市便是很好的示範，位於信義路及濟南路之間的高架天橋底，每逢假日以市集形態出現，但香港的天橋底大都是丟空浪費的空間。

哥倫比亞多個城市都有開放街道計劃CICLOVÍA，每個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早上七時到下午二時，城中主要街道都會封路不准車輛駛入，馬路路權讓給市民散步、踩單車、玩滑板。公園會設小舞台，讓民眾搞音樂會、瑜伽班、普天同HEA。CICLOVÍA的成功，更令澳洲、美國、阿根廷、巴西、加拿大、智利、新西蘭、比利時、以色列等都有開放街道計劃。

紐約的OSBORN STREET PLAZA由2014年開始籌建，嘗試透過活化地區景觀，以社區營造增加青少年公共參與，又利用公共空間聯繫人際關係和增強社區歸屬感，2015年正式開放為永久的公共空間，定期舉辦活動，整個項目由構思、選址、設計到營運都是由社區主導，也改善了不少社會問題。

世界衛生組織建議：人的居住環境不應遠離綠色空間超過 300公尺。在石屎森林如香港，一叢綠意根本難求，就算有公園都是「十不准」公園，踩草地是奢侈至極的行徑。

既然我們已在後疫情時代建立了新常態，也好應該伺機好好重新、有承擔的再規劃一下城市。